第二章 (第15/23页)

  因此，高宗之在权力绝对掌握的情形之下，宣布内禅，便成为旷古盛举。礼部为此特为广征博讨，拟定一套内禅大典的礼仪。日期是在丙辰的元旦——六十年前使用乾隆年号的第一天。同样地，嗣君皇十六子的年号嘉庆，亦在这一天开始见于官文书，但宫中仍称为“乾隆六十一年”，同时亦仍是“太上皇帝”亲裁大政，不过用嘉庆的年号颁发诏书而已，这有个特定的名目，叫作“训政”。
  训政训了三年有余，高宗大限已到，“无疾而终”。嘉庆皇帝——尊谥仁宗才成为真正的皇帝。实权在手，畅行其志，第一件事便是杀和珅。
  当高宗内禅未几，便有川楚教匪之乱如火燎原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这当然是政治欠清明所致，而罪魁祸首无疑是和珅。仁宗本就有决心要杀和珅，至此越发坚定，只待太上皇帝宾天，立刻动手。
  嘉庆四年正月初九，太上皇帝崩，仁宗亲政。人生快意，莫过于恩怨分明，如得其报，贵为天子，亦复如此，仁宗一朝在手，有恩报恩，有怨报怨，等亲视含殓了大行太上皇帝，和珅被捕下狱，以大罪二十款传示中外，而第一款之罪，出人意料，说是：“当上册立为皇太子时，先期预呈如意，泄机密以为拥戴功。”真如俗语所说的“马屁拍到马脚上”，拥戴竟亦成为罪名，仿佛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，反倒将和珅真正的贪黩误国的种种大罪遮掩住了。
  不过仁宗比起他的父亲高宗、祖父世宗来，确是仁慈得多了，和珅只是“恩赐自尽”，三尺白绫在狱中上吊后，从他的衣带中发现写有一首七绝：
  五十年前幻梦真，今朝撒手撇红尘。
  他时睢口安澜日，记取香烟是后身。
  原来他在睢口整治过水灾，以此为功，妄冀成神。刑部将这首诗奏上，仁宗批道：“少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也。”亦有些文不对题。这是龚定庵口没遮拦，曾经不客气地批评过仁宗、和珅都不通。
  但对英和，他是深为佩服的。原来仁宗有恩报恩，与有怨报怨有连带关系，他心目中以和珅为唯一怨家，所以凡与和珅不和的人，他都视为仁人君子，至于为了保护他而与和珅反对的人，更以恩人看待，像董诰就是。
  原来一做了皇帝，父子之间亦会猜忌。清朝的家法，更有“大义灭亲”的传统，太祖杀长子褚英，太宗杀过胞兄，圣祖幽废太子，世宗杀皇三子弘时，因此以高宗的英骛，加以和珅在一旁操纵，仁宗受禅后，亦仍惴惴不安，一步不敢乱走。
  嘉庆二年，仁宗在上书房读书时的师傅，两广总督朱珪内召为尚书。总督起居入座，权威赫赫，但在京的地位不及尚书，所以内召常被视作升迁。仁宗获知这个消息后，想写一首诗贺他的老师，诗还没有作好，和珅已经暗中抄录了他的稿子，送给太上皇帝去看了。
  和珅不但如此，而且当面中伤仁宗，他说：“嗣皇帝莫非要施恩于师傅？”
  太上皇帝动容了，其时正当召见军机大臣时，便向东阁大学士董诰说道：“你在军机的日子不少，又久任刑部尚书，你看这件事照大清律看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  太上皇帝左右听得这话，无不震栗失色，太上皇竟要“法办”嗣皇帝，这件事会搞得无法收场。哪知董诰神色自若地磕一个头，平静地答说：“圣主勿过言。”
  听得董诰公然指太上皇帝失言，大家可为他捏一把汗，可是高宗毕竟是英主，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：“你是大臣！为我以礼辅导嗣皇帝。”
  当时如果不是董诰犯颜直谏，嗣皇帝可能会被废掉，所以仁宗亲政后，有恩报恩，将丧母回籍守制的董诰起复后，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此外许多与和珅不和的人，亦都被恩遇。英和有当初拒婚这件事，亦由编修超擢为侍读学士，从此扶摇直上，早在嘉庆十九年便当到吏部尚书，久在军机，历任要差，在位时拔擢贤能，不遗余力。这才是龚定庵真正佩服他的原因。
  不过龚定庵对主考官虽有信心，却担心遇见不通的房考官——应考好比生子，房考官看中了，只是“有喜”；将考卷荐到主司那里，取中了才算诞生；荐而不取是“小产”；亦有取中以后，填榜时发觉出了不可弥补的错误，譬如本朝历代皇帝的御名，应该避讳，文章中不慎误书，便应撤卷，这等于婴儿的“夭折”。倘或房考官看不中而摈斥了，那根本就是“不孕”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。
  “大少爷，”对会试的种种规制已很熟悉的阿兴说，“头一场、第二场，出场以后回会馆睡觉，来去太费工夫。我看这一回，临时借一间房，情愿多花几两银子，大少爷一出场就好蒙头大睡，这样养精蓄锐，文章一定作得好。”
  “文章作得好也没用，要看运气。”龚定庵说，“不过到贡院附近去借间房子住，我也赞成。房钱贵一点不要紧，总要舒服。”
  “我知道。”
  于是阿兴要了二十两银子到贡院附近去物色。贡院在崇文门内东边，南临泡子河，红荷绿柳，颇饶野趣，是消夏胜地，西北东三面的胡同，每到乡会试的年份，家家出赁考寓，称为“状元吉寓”，有的人家甚至将妻子儿女送回岳家，腾出屋子来出租。如今试期在即